几天前~老师有提到
所以去看了看文章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
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
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
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
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
广肆,则曰草野而
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之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
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
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
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
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
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
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
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
余桃。”故
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
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进说的人所认为没有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进说人口才能够阐明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难在进说人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自己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啰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这样之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
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先秦诸子
九流十家,无不数数然于用世,周游各国诸侯,宣传自己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既然要搞宣传游说,就必然要研究宣传游说的实践,总结宣传游说的理论,例如孔子虽然主张“
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又不能不承认“有德者必有言”。而在实践上更是坐着牛车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为了兜售自己的主张,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至于
墨子,更是公开主张要搞宣传,他上说下教,热衷宣传到了“美女自炫”的程度。著名的“三表法”就是墨家指导宣传游说的理论。
春秋以降,百家争鸣,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宣传战更加激化。但是在先秦诸子之中真正对宣传游说进行严肃思考研究的,还应该说是
孟子、荀子和韩非。孟子实践着“不扣则鸣”的方针,荀子讲究“期、命、辨、说”的理论,二人姑且不论;至于韩非对宣传游说的研究,不仅是广泛的、深刻的,而且是成体系的。《说难》便是代表作之一。
《说难》是从分析宣传游说的对象——人主的心理反应入手(按:对上的宣传,这是古代宣传与现代宣传的一大区别),而备言宣传游说的危难(按:旧注本篇备论“谏说”;谏说也就是对上的宣传游说)。但是韩非并没有在危难面前却步。他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法家本来是顺应战国时势而产生发展的政治理论学派。作为
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法家离开宣传游说人主以外便一无所用其技。相反,研究宣传游说人主的理论和技术,倒是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
那末,韩非在游说人主方面究竟研究出些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呢?若按《说难》文,其大旨可归之于三句话,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文章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备言说难,后半部分细言说成。讲说难,第二大段的内容和文采尤堪注意。“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以下,一连排举了七条“如此者身危”,即因宣传游说失当而招致身首异处的危险,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七危”之外,还有“八难”。其中四难是来自于宣传游说涉及的人事不妥而遇到的,四难是由于方法和辞语不当而遇到的。整大段文章中的七危八难全用排比句段,条分缕析而切中肌理,其表现艺术不禁使我们想到韩非另一篇《亡征》。按韩非的说法,“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然后用一连串言简意明的排句,一口气列出了一个国家可能灭亡的四十八条“可亡也”弊端即“亡征”。
郭沫若曾把这些排比亡征的语段,比做顽强冲击海岸的排浪,好像必欲吞纳一切阻碍而后息似的。而《说难》七危八难的表达手法,则和《亡征》一文具有相似的艺术效果。
在内容上,七危八难又使我们想起韩非另一篇文章《难言》。《难言》可视为《说难》的姊妹篇,现录其首段以为比照: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忽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
——这不是和《说难》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说难》的第二部分是正面论述“凡说之务”,要点是“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并抱着“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的策略,借以达到和人主“亲近不疑”、“周泽既握”的关系,而后再驰骋辩说而得尽其宣传游说之辞。这种宣传游说的策略,固然是有感于法家用世心切,而又难遇贤主用其法术的战国时势而提出的(也就是本文所说立足于设若“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的立场);但若论其是非曲直,则不免使我们看到一点
鬼谷先生、纵横者流的影子。
《说难》一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全文照录的。《索隐》由此说《说难》“其书词甚高,故特载之”云。若就表达形式而言,《说难》一文确能代表韩非文章那种分析透彻、解剖不留情而又峭拔挺峻、气吞山岳的风格;但就内容主旨而言,未必“甚高”。至于
司马迁破格照录全文,则《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明明两次慨叹韩非明知宣传游说之难,而“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的悲剧;我们知道,司马迁自己也是为了
李陵事向汉武帝说谏而受到耻不欲生的“宫刑”的(见《报任安书》)。因此,司马迁的慨叹悲韩、《史记》的“特载”,或许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而借为抒愤的缘故吧。
作者生平简介
韩非子
[1]
(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
战国晚期
韩国人(今
河南新郑,新郑是
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史记》记载,韩非精于“
刑名法术之学”,与
秦相
李斯都是
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
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
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
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
孤愤》、《
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
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
秦国,为
秦王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
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
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