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反思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或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人们很难对它做出完全正确的评价的话，那么，“三十而立”，现在，趁着当年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还在，是应对它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对不起文化大革命中死去的人，对不起付出一片苦心的毛泽东，也对不起全人类。

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不久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大动乱。这个决议，对于稳定全国政局，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尽快医治好这场动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促进此后到来的中华民族的大复兴、大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但它对那场竟然能够席卷全国，几乎涉及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或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一个角落和八亿多人口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取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确无误，今天的确有值得人们再反思的必要性。

那么，我们就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谈起。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我认为应该追溯到全国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吃败仗。他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敌人的糖衣炮弹却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紧接着，在决定进北京城时，毛主席又把这个行动比如为进京赶考，并认为：我们不是李自成，一定会考出一个好成绩来的。不久，在回答黄炎培老先生关于共产党想如何应对所谓“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的“周期律”时，毛主席又满怀信心地开出了实施人民民主的药方。建国不久，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预言就不幸言中，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共产党人”果然被糖弹击中。我们的法律毫不手软，将这两个败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人讲，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挽救了成千上万个干部，也振奋了亿万人民群众之心。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美国在利用联合国发动罪恶的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并不断派飞机侦查、轰炸中朝边境我方一侧的同时，又把第七舰队开进了我国的台湾，完成了对我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封锁了我们的国门（有人批评毛泽东搞闭关锁国，不懂得对外开放，不该实行“一边倒”的国策，这些人如果不是想与共产党为敌、与人民为敌，至少也是不懂历史的表现）；他们的国务卿杜勒斯又发表言论，声称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可能正是从这时起，毛主席就已经开始郑重地思考如何预防和平演变的问题了。既而，毛主席就决定要退居二线（这同美国人引以自豪的华盛顿相比毫不逊色，且其体现的思想境界更是华盛顿所不可企及的），专门研究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不久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二十大”上，发生了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大反斯大林的事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变，当然会给毛泽东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了，接着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联系到此前的裴多菲俱乐部），更加重了它的震撼性。——当然，这一切，除了毛泽东本人，对其他任何人的震撼可能都远远没有那么大。于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一次提出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口号，意在直接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第二次整风运动（第一次是延安整风），以将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和平演变的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可事如愿违，引来的竟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本来，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已经认为，在我国，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通过这件事，他对阶级斗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看重，并直接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此后搞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图也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阻断帝国主义者和平演变的希望。可是欲速则不达，引起了人们的责怪，又发生了庐山上的那场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的事件。有人说，批了一个彭德怀，造成了三年灾难。这时，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和策划下，西藏的达赖集团发动了罪恶的反革命叛乱；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印度人不断向我国挑衅；逃到台湾去的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时刻梦想并不断地叫嚣要反攻大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也翻脸不认人，公然趁机向我国逼债；国内被推翻的一些人也在心怀异想……我国简直处在四面楚歌之中，看来不把我们置于死地，这些敌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不能不使毛泽东重新思考阶级斗争在我国所处的历史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毛泽东的头脑里自然是呼之欲出了。

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争权利（争权力），自从他在一个普通士兵的追悼会上致了《为人民服务》的悼词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我党、我军和我国政府的唯一宗旨。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最见不得人民在受苦受难，最见不得欺压人民的制度、现象和行为的存在。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革命队伍里有任何瞧不起人民、欺压人民的事情发生。他耗费了毕生精力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革命队伍中瞧不起人民、欺压人民的思想行为斗。为了人民的利益，他的一家就牺牲了六位亲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把自己的生死也是早就置之度外了，而且他一生都在省吃俭用，身为党、国家、人民的最高领袖，却一天也没有奢侈过。相信每一位不怀偏见的人，若看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袖当年竟穿着补丁连片的内衣干工作，都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与此同时，自建国以来，直至逝世，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又一直生活在忧患之中。“创业易，守成难”，新中国是在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里程才建立起来的，他深深地知道胜利来之不易，“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事业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他绝不允许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付之东流；不允许已经获得了翻身解放的中国各族人民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一些人“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打算显摆显摆，大摆官僚主义的架子，瞧不起人民群众了，甚至仗势欺人。对这些现象，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看不下去的。有人指责毛泽东一生都恋着最高权力不放，指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刘少奇等同志争权夺利，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非要说毛泽东在争权也可以，但那也是为人民在争权。至少毛泽东本人是认为他是要为人民争权，而绝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他在建国不久的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要退居二线就是明证。他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退居二线几年后，发现刘少奇等同志并不是一直在执行自己制定的路线，并不是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至少毛泽东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刘少奇同志所做的至少有这样几件事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如在建国初期，刘少奇同志就跑到天津，和一位民族资本家大谈剥削有功，并说，剥削越多，功劳越大。现在看来，刘少奇同志在当时这样说并没有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时也不会认为刘少奇说错了。但是这样的话毛泽东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话出自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以消灭剥削为己任的共产党人之口总让人觉得别扭，总有一种向资本家献媚取宠和瞧不起人民的味道在里面。此后有一部电影《武训传》，毛泽东认为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刘少奇却对它大加赞扬，这也让毛泽东很不满意。还如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是视为消灭剥削、杜绝两极分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步骤，因而总希望进行得越快越好；而刘少奇同志则愿意搞得更稳当一些为好。这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批评刘少奇是“小脚女人”。又如，五十年代中期，刘少奇与范续亭有一次谈话，毛泽东对此也不是十分满意的，认为其中包含有许多唯心主义因素。特别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同志执行得也很不得力，反而搞了所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即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这是在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却反过来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的。最后，毛主席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党中央是刘少奇在主持工作，决定按惯例派工作组去直接组织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认为这一次又是在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简直就是在直接镇压广大人民群众。套用一句文革中经常引用的语言，这可真“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毛泽东虽然仍身为党中央主席，因已退居二线而毫无权利，没人听他的，整个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于是毛泽东觉得忍无可忍，干脆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先后八次接见几百万红卫兵，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开来了。

但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究还是失败了。毛泽东的一片好心怎么竟会办错事？为什么会失败？而且为什么会失败得那样惨？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条：

第一，毛泽东对党内形势做了过于悲观的错误估计。看到伟大的列宁亲手创建的苏联党竟会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当然会自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会例外。在这里，毛泽东忘记了，苏联的党虽然也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可它主要是通过一次城市武装暴动就夺取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则是经过长达二十八年艰苦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期间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很可能也会是空前绝后的。长时期的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几乎都是精华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彭真、张闻天……，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就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有了这样一个错误估计，当然会自乱阵脚，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尚未打响，它之必然失败就已成定局。　　

第二，同第一条相联系，虽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申明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概才会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这么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组织领导系统全面瘫痪。想想看，再怎么了不起的统帅，手下没有了司令、军、师、旅、团、营、连、排、班长官，由这个统帅直接指挥即使具有最高素质的千军万马去打仗，难道还会有多少胜利的把握吗？除非它所面对的只是少数几个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否则即使侥幸取得了胜利，要想有效地收拾残局也是不容易办到的。

第三，毛泽东同志平常是最擅长做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就曾经动感情地说，毛泽东同志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些人。但由于他已经退居了二线，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几乎没有多少直接联系与沟通，他关于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并没有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所以他当时是深感极其孤独的。所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就是这种孤独感的反映。当时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虽然是在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但是，它很可能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智慧的结晶”。因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多数都表现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理解”、“得力”、“认真”的人倒是有的，那就是林彪、江青等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这些人倒真应该归之于百分之九十五之外的那一部分干部。

这样，文化大革命之必然失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在上述情况下，几千万红卫兵搞起了几乎完全无序的全国性大串联，几亿人搞了那么大规模、那么长时间的“大革命”，全国并没有出更大的乱子。除了文化教育等少数领域外，国民经济各行业还算均能比较正常地运转着，并有所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出现这样的奇迹，靠的是毛泽东本人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崇高威望，靠的是我们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靠的是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崇高的品德、丰富的阅历、卓越的才干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真的就一无是处呢?不是的。本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古训，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全盘否定。因为：

1、它的确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使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百姓的身心受到不应有的摧残，特别是许多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竟然也被迫害得冤死狱中，真是“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但是，它也的确锻炼了群众，培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精神和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这种良好的精神风貌与社会风尚正是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能有效地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不倒的根本原因。尽管另一方面，它又“造就”了不少成为文革“积极分子”的“三种人”。

2、它使一些受迫害的同志在心寒的同时从反面接受了“经验教训”，一旦重新上台后，其中一些人革命意志消沉，开始利用职权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加上上行下效，这就为日后腐败行为的滋生蔓延埋下了祸根。同时，它还造成了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助长了投机钻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等不良风气形成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而过早地宣布以后再也不搞运动了，文化大革命的震慑作用还在，我国的腐败现象决不至于象现在这样严重。

3、它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对待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度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但是，文化大革命也极大地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全面临崩溃，反而仍然得以发展，虽然发展的速度有所减缓。连续十年的一场遍及全国的大动乱，竟然没有让全国的局势混乱不堪，不可收拾；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很快得以走上正轨，这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又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老人家又不是傻子，在后期他已经隐隐地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但为什么他还一再强调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事，而且特别看重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件事？这不能解释为毛泽东的执拗，而是因为毛泽东比任何人都坚信，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尝试，即使它将可能仅仅是一场失败的尝试！

4、同时，我们还看到：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在这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高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帝修反”们却没能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文化大革命真该全盘否定，这一点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长时间地涉及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和几乎每一个人，除了有极少极少的人能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外，公开反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真该彻底否定，它肯定是极其不得人心的。而上述情况也无法解释；

文化大革命尽管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但却仍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起码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所能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

对文化大革命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唯物辩证的“两分法”的；

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助长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进而对毛泽东、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妖魔化。加快了帝国主义者和平演变的进程。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5、我还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伟大的功绩恰恰是人们反对得最有力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自由罢工”等为代表的所谓“大民主”。尽管这个“大民主”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因而必须对它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但一旦我们这样做了，这样的“大民主”很可能将成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

 “大民主”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创造。正如两党制、多党制和资本主义普选制乃至“三权分立”等等都只能是资本主义民主一样，这个“大民主”（当然只能是经过了脱胎换骨地改造之后的“大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大民主一旦真正实施开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监督之下，一切腐败、腐朽的事物都将无藏身之地，我们的党将真的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都将不折不扣地获得很好的贯彻执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任务将更快地完成；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将极大地焕发出来，劳动人民将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的主人。往小处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人权的指责也将不得不三缄其口（那时将恰恰是我们批评、揭露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虚伪性的时候了）。这的确将成为毛泽东的又一件无以伦比的历史功绩。同推翻三座大山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更具有开创意义。真要搞成功了，确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并对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伟大贡献。但是，这个大民主，必须是在共产党切切实实领导下的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式的大民主，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徒然造成不应有的大混乱、大灾难。

所以，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在对我们党、政府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各界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悲观估计的基础上，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在探索和开创社会主义民主事业的道路上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它所实行的“大民主”，在我们对它进行了全面而正确的审视与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后，必将对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具有开拓性的伟大历史贡献。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要问，你说对文化大革命不应全盘否定，那么，我们党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社会上的反响为什么仍然会那么平静？我认为答案在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文革中挨整的人中既有一般老百姓，更有大量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些人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有利于很快地就把一切受迫害的好人统统彻底平反昭雪，而其中的不少人都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影响力的，何况在当时不少人的生活还很不富裕的情况下，平反后往往还会获得相当数量的经济补偿。这些措施一采用，再加上动乱了那么长时间，人心思定，社会当然很快就平静稳定下来了。即使这样，在广大基层群众中，那种不满的情绪仍然存在。记得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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